
1949年,毛人凤下令枪决地下党朱君友,朱君友觉得自己死定了,于是,就将自己平时穿的衣物全部送了人。没想到,在执行枪决的前一晚,他却被两个国民党的大特务给救走了。
1949年秋天,成都城里风声鹤唳。国民党败退前夕,像疯了一样搜捕地下党,只要被抓进将军衙门监狱的,十个有九个都出不来。
朱君友躺在阴冷潮湿的牢房里,身上没一块好肉。毛人凤手下的那些特务,用蘸了盐水的皮鞭抽他,用竹签子扎他指甲缝,把他吊在房梁上一天一夜——就为了问出成都地下党的名单。
可他一个字都没说。
倒不是他有多坚强的革命意志,主要是他真不知道。他是做情报传递的,上线下线全是单线联系,他知道的几个人早就撤了。他唯一能交代的,就是自己家的米铺、布庄、还有那半个成都都叫得上号的“朱半城”家产。
但这恰恰是毛人凤最想要的——朱君友他爹朱大爷,是成都商会的会长,有钱有势,要是能逼朱家拿出钱来“赎罪”,那可比杀几个小喽啰实惠多了。
可朱君友硬是没松口。他知道,一旦自己开了这个口,朱家的钱保不住,那些拿钱保命的同志也得跟着遭殃。
行刑的日子定在了12月6日。头天晚上,狱警把名单念了一遍,朱君友的名字在第一个。他听着那个“朱”字从狱警嘴里蹦出来,心里反倒平静了——这一天早晚要来。
他把身上仅剩的一件棉袄脱下来,塞给旁边冻得发抖的年轻狱友:“拿去穿,明天我走了,用不着了。”
那小子是川大学生,因为贴传单被抓进来,吓得直哭。朱君友拍拍他的肩:“别哭,明天枪一响,就什么事都没了。”
夜里十点多,朱君友迷迷糊糊快睡着,忽然被人一把捂住嘴。
“别出声!”
他睁开眼,借着过道里昏暗的灯光,看清了来人——两个穿国民党军官制服的人,肩章上扛着星星,是正儿八经的特务。
朱君友心里一沉:这是要提前提审,还是直接拖出去毙了?
两个人架着他往外走,经过几道岗哨,哨兵居然连问都没问。一直走到监狱后门,一辆黑色轿车停在那儿,车门打开,一个女人扑过来——
是他媳妇,刘玉芬。
朱君友愣住了:“你……你怎么在这儿?”
刘玉芬一把抱住他,哭得上气不接下气:“你这个死鬼,吓死我了……”
两个特务收了钱,低声说:“快走,天亮前我们换班,瞒不了多久。”
朱君友这才明白,是自己家里人拿钱买通了这两个特务。
车上还有他弟弟朱君义,开着车一脚油门踩到底,车子在成都的巷子里七拐八绕,最后停在一处不起眼的院子里。
朱君友被扶下车,浑身的伤疼得他直抽冷气。进屋坐下,喝了口水,他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——
自从他被抓,刘玉芬就四处托人,可毛人凤亲自督办的案子,谁敢插手?最后还是朱大爷舍了老脸,找到当年生意上有来往的一个人——这人现在正是毛人凤手下的一个处长。
条件是:五万块大洋,少一个子儿都不行。
朱家把能动的钱全拿出来了,连刘玉芬的嫁妆都当了,勉强凑够五万。那个处长收钱办事,派了两个亲信去牢里“提人”,用的是“另有要案需转押”的借口。
就这么简单。在那个乱世,一条命,值五万块。
朱君友听完,半天没说话。他想起牢里那些兄弟——明天他们就要被押赴十二桥了。
“还有没有办法救几个?”他问。
朱君义摇头:“哥,钱没了,人也找不到了。那两个特务回去就说人已转押,这事儿瞒不过明天早上。毛人凤知道了,他们俩都得跑路,哪还敢再伸手?”
朱君友不说话了。
第二天,1949年12月7日,成都十二桥。
32个共产党人被国民党杀害。枪声响了半个多小时,鲜血染红了桥下的河水。
那些名字朱君友大半都不认识,但他记得那个川大学生,那个穿着他棉袄的小伙子。他才十九岁,家在绵阳,爹妈还在等他回去过年。
解放后,朱君友活了下来。他当过成都军管会的干部,后来调去搞经济工作,一直活到八十年代。
可他这辈子,心里始终压着一件事——那32个人替他死了。
每年12月7号,他都要去十二桥,在桥头站一会儿。年纪大了走不动了,就让孙子扶着他去。孙子问他:“爷爷,你站这儿看什么?”
他不说话。
他只是觉得,当年要是没那五万块大洋,他也就跟那些人一块儿走了。凭啥他就活下来了?凭他家有钱?凭他有个好媳妇好兄弟?
这不公平。
可这世上,哪有那么多公平。
后来朱君友老了,把儿孙叫到跟前,说:“我死之后,墓碑上别写别的,就写——朱君友,十二桥遇难者之友。”
儿孙们不懂,他也不解释。
有些事情,他自己记得就行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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